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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论文范文参考

来源: 博士论文网 时间: 2017-12-14 13:44 阅读: 次 【加入收藏

  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是周而复始的矛盾运动过程。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日矛盾日趋激化,到了2014年两国矛盾激化到“不能再激化”的危险局面。中日政府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首脑会见,使两国关系持续两年多的空前严峻局面迎来重要转机。下面我们通过以下中日关系论文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题目:跨越中日关系的安全困境
  
  摘要:结构现实主义是解释国际政治行为和关系的重要理论,它充分展现了国际关系安全困境的生成过程和内在机理。近些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了困难和猜忌,表征为安全困境。如果用传统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机械对应的话,中日关系似乎无解并陷入恶性循环。结构现实主义必须结合时代背景进行知识性反思并重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中日关系改善的可能路径:建构东北亚合作体、树立正确的历史认知态度以及双方固定交流机制,助益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关键词:中日关系;结构现实主义;安全困境;困境阻却
  
  主权国家通过强化自己的安全,获得有利预期和相对主动,以避免“丛林规则”的伤害。然而,在其他国家看来,这种强化手段可能是一种威胁,个别国家的安全防范行为就演变为所有国家的安全戒备事实,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由此产生,国际政治关系的安全困境在所难免。
  
  这种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必然逻辑展开,现实地发生在当今国际政治领域的诸多领地,中日关系似乎也难逃这样的逻辑推演和命运安排,特别是由于特定历史原因的影响,使得这种安全困境阴影在当下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更加突出。
  
  一、中日关系为什么会陷入安全困境?
  
  (一)安全困境的概念及其特征
  
  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有时也称为安全两难,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翰·赫茨在95年提出。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社会情势,在这种情势中,权力单元发现它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的,在他们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对他们施加行为准则。
  
  根据理论通说,安全困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善良的意图(benignintention)。主权国家是基于维护自身的安全才会去争夺更多的权力空间的,而不是基于侵略或者是占有的目的。因此,打着安全的幌子来进行对外扩张并不是安全困境理论所要探讨的问题。其次,无法决断的不肯定(unresolvableuncertainty)。当一个主权国家扩充权力行为在另一国的意识里产生了关于其是用于防御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加强自身的安全)还是用于进攻目的(改变现状以使其对己有利)而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时,安全困境才会存在。最后,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self-defeating/paradoxicalpolicies)。主权国家基于安全困境的设想来增加自己的权力,然而,结果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使得所有国家变得更不安全,原因在于这提高了所有参与各方面临潜在威胁的水平。
  
  (二)中日关系安全困境原因探析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均为当今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当前发展形势来看,二者都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和联系。联系的密切固然会有益于彼此优势互补,但也会带来双方利益纠葛的难解难缠,中日两国的爱恨情仇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具体来说,导致中日关系出现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两国在军事安全利益上竞争激烈,相互不信任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虽然恢复了邦交,但两国在安全互动上特别是军事互信这一方面都表现得极为谨慎,中日两国“政冷经热”的奇怪局面也是长期存在,甚至在特定时期还面临过“政冷经冷”的局面,究其原因,中日两国在军事安全利益上竞争激烈,特别是日本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善意不断挑衅行为恐怕难辞其咎。
  
  日本方面,中国威胁论存在广阔的政治市场,近些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复苏气息越来越强烈。安倍内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自民党明目张胆地推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政治动作,借口所谓的“航行自由”干涉中国南海主权……在此背景下,中国人似乎更有理由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也似乎更有理由想起上个世纪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即使中日两国首脑虽然于2008年业已达成了两国《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联合声明》,但其象征意义远远超过该《声明》的实际效应。究其原因,不是双方不爱,而是背后的猜疑让彼此无法真爱,进而出现彼此小心提防的情况,对各自外交上的承诺将信将疑,特别是日本方面的外交敌意,进一步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2.两国在国际格局上的角色定位、地区政治主导权上的争夺
  
  二战后,日本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最忠实的追随者和同盟者,《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则为这种关系的存在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通过美国这个大东家迅速成为大国,一直都是日本国的既定方针和美好愿望,表现在外交实践上就是日本一方面谋求修改和平宪法,推动日本自卫队军事化步伐,“9·”事件后向印度洋派遣军舰支援美国反恐;另一方面,配合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国际政治的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威胁论,鼓动菲律宾等国强推所谓“南海仲裁案”,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所谓的仲裁“裁决”,声索中国钓鱼岛等领土权益,充当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先锋军,这些行径无一不损害了中国国家的核心权益。同时,日本还积极开展“货币外交”,在强化美日安保同盟的同时,拉拢一些国家支持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试图建构自身的国际向心力、国际领导力和国际影响力,进而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而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中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确立了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这就是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和平预期。而日本却并不这么认为,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为日本世纪崛起的绊脚石,不断地给中国和平发展制造障碍,抹黑中国国际形象,还时不时地粉饰历史问题(否认或者是美化侵华历史)来挑战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认知底线,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雅尔塔体系》确立起来的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客观地说,中国政治影响力抑或日益增长经济实力都让日本患有严重的中国发展焦虑症,而两国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角色定位并不一致,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必然引发两国在地区政治主导权的争夺,不仅破坏了亚洲地区的政治稳定,使东北亚局势不断趋于紧张,还使得亚洲地区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
  
  3.两国在关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分歧严重
  
  二战后,在美国的冷战政策的影响下,日本政治改革并不彻底,保留了天皇制度。近些年来,日本国内更是形成了一股否认历史、美化侵略的暗流,特别是在日本老一辈政治领导人退出政坛后,这种迹象更加明显和突出。笔者注意到,在日本政坛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哪个政治家敢于反对中国,敢于参拜靖国神社,部分选民就会增加对他的选票。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选举政治氛围下,政治动作必然也是歪招尽现,日本政客们做出一些损害中日关系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国内,由于日本侵华那场历史灾难的刻骨铭心,民众对日本也难免会怀有某些微妙的情绪,特别是当日本一些政客就中日之间历史和领土问题发出不负责任的言论时,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就很容易被煽动并组织起来,毕竟日本在895年至945年间对中国采取的侵略行为是铁的事实,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并不是一件那么说放就能放下的事情。显然,被历史症结所困扰的两国政治与国民的心态,特别是在日本政府不断人为颠倒黑白的刺激下,中日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就会变得异常困难,中国政府和人民断然也不可能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去交换所谓的中日“和平”.
  
  基于上述多种因素力的交互作用,再加上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在美国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大背景下,日本变本加厉的挑衅行为就给中日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在阴影下的中日两国互相猜忌和怀疑,相互成了一个独立的自助系统,陷入安全困境。
  
  二、理解现状的视角: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结构

  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解释不再从国家内部的性质中去寻找,而是从体系的结构层次来分析,进而得出国际政治必然就是体系政治的经典论断。这种简约、标准的理论模型长时间以来在学界颇有市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假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国际行为体在进行国际活动时均以独立的主权国家身份进行,地位上是平等的,国际体系在本质上是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威,处于“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主权国家确实生活在一个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状态中。二是国际行为体都是理性人。趋利避害是一切国际行为体参与国际活动的基本原则。安全是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而这在很多范围内是要通过权力的运作才能实现。
  
  (一)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演进
  
  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基于自助原则把安全和权力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无政府状态本身并不意味着战争。正如沃尔兹所说,“如果将无政府状态等同于混乱、毁灭和死亡,那么对无政府状态的区别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
  
  然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却在客观上限制了国家间的合作。因为,在一个自助系统里,每一个单元都更倾向于花大部分精力发展自卫力量,在合作过程中也更习惯于关心自身的相对收益。最后,彼此就未来意图和行为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双方的合作,使得合作变得艰难。
  
  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上述认知,国际体系中,无政府原则一成不变,而国家的功能又是类似的,都是常量,惟一变化的量就是国家间的能力分配。因此,主权国家能力的此消彼长真正地塑造着变幻莫测的国际体系。每一个单元,为了使自己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能量和地位,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自身的能力递增。事实是,这种递增力又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因为它的可示范性,导致别的国家也可以采取相当甚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赢得他们自己的能力递增,周而复始,只能是走向恶性循环,最终,整个递增力的实现是脆弱并危险的。
  
  可见,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逻辑演进必然出现国家政治中的安全困境,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出于权力和安全的考虑,倾向于冲突和竞争,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不容易合作。主权国家之上没有共同的最高权力,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平行关系,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一个体系政治,在这样的体系下,安全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中日关系的安全困境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传统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果。如果假定结构现实主义是绝对正确,那么逻辑的阐释和展开就会制造中日关系安全困境无解的印象并陷入恶性循环,这无疑是令人沮丧的。
  
  (二)结构现实主义的局限性结构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现象最终是由国际体系决定的,某个体系结构特征可能决定国家普遍倾向接受战争,反之,导致国家普遍倾向接受和平。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由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决定的,大国数量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当中,这几乎是一种最标准、最简约的理论了。事物都是辩证的,简约概括的对立面往往也是简单和粗暴,存在着对“特殊”性忽略的天然恶习,结构现实主义同样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它忽视了单元的能动性。行为体和体系是一个互构的过程,而结构现实主义过分强调结构的客观性,以及结构对系统变化和单元行为的强大约束力,忽视了单元的能动性。这样,就难免会导致结构理论过于静态化并具有结构决定论的味道,从而缺乏对结构变化维度的考察。这显然不符合国际体系的现实。
  
  2.由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简约性,它往往容易使复杂的国际政治简单化。结构现实主义一方面具有简约明晰的特点,但也因此排除了国内政治、国际制度、文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换言之,简约固然具有形式美,但把大量的问题和现象置于解释范畴之外,不能不说是理论的缺憾。
  
  3.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缺乏适用的普遍性。结构现实主义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实力旗鼓相当,这就是说大国关系才是沃尔兹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没有或者很少对广大第三世界的主权国家予以适当的关注,这势必会导致他的理论缺乏普遍的适用性。
  
  结构现实主义这些理论硬伤严重影响了它自身的逻辑展开和合理性,影响了其对国际关系的科学判断,作为其逻辑演进的产物的安全困境之必然性和决定论也难免会引起我们的质疑。安全困境可解命题的完整表述应该是基于结构现实主义重述下的安全困境可解。
  
  (三)安全困境的再思考
  
  结构现实主义在理论上的固有缺陷,给安全困境思考提供了一些新线索,至少为理论界在如何看待国际政治这一问题上指明了未来努力的大致方向。
  
  首先,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决定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单元和结构之间应该是一种立体互动的关系,对单元的研究应当是我们进行国际体系分析的重要范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并不是所有的单元在同一时间和同一范围都拥有同一的资源和能力,国家之间互有所求,互有所需,相互影响,进而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和状态。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敏感性越高、脆弱性越强,则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深,依赖制约着任何试图通过单独增加自身实力的行为,增加实力的一方首先就要考虑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保持必要的消极。
  
  其次,国际政治多种因素作用合力的结果,是常量和变量研究的统一。结构固然可以对安全困境的形成产生影响,但是当我们放下对结构的过分的依赖和膜礼时,国内的政治、文化背景同样也可以在不同监督影响并塑造安全困境,中日之间长期以来的民族恩怨和纠葛就是适例。
  
  最后,结构现实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基于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和理性国家的假定,引入了微观的常量和变量的分析,使它的理论体系比传统现实主义多了一层科学实证的韵味。安全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而产生的一种囚徒困境,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变这种境况是可能的。正如囚徒困境所揭示的,博弈反复的进行,纳什均衡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特别是科斯定理的确权作用。
  
  三、路径选择:跨越中日关系的安全困境

  中日关系安全困境阻却的路径或许很多,这里笔者仅以上文对安全困境的再思考为逻辑起点,试图从下面几个角度对何以跨越中日关系安全困境做出制度性思考。
  
  (一)构建东北亚合作体,加强双方多维度下的合作
  
  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国家可以通过制度合作来减少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安全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来源于对自身或者他国的力量的猜忌和怀疑。东北亚合作体作为一个合作平台,一方面通过对成员国设定必要的权利和义务,为主权国家提供一个行为预期,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和误判;另一方面通过合作体中规定纠纷的解决机制,把纠纷纳入规范化运作轨道,用程序来规制冲动,增加主权国家安全感,以此为依托,以贸易带外交,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合作,最终实现和平。正如孟德斯鸠所述:“贸易必然导致和平,两国国家的贸易往来使彼此的相互依赖加深,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危机会波及到另一个国家。如果一个侵犯与它做贸易的国家很可能得不偿失,所以贸易有助于和平”.
  
  同时,中日是东北亚地区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由其共同发起倡导,在实践上也具备可能性。当然前提必须是中日两国,特别是日本是具有跨越中日关系的安全困境的真心实意,否则,东北亚合作体将会沦为形式,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二)注重对本国国内舆论的正确引导,营造良好的认知
  
  环境历史上,中日两国的恩怨情仇给两国的安全困境也带上了特殊性的标签。长期以来,日本美化侵略,试图否定历史的舆论宣传必定引起中国民族主义情结的强烈反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仅要以说的方式表达,更需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毕竟“今天我们研究前天,为的是昨天也许不会使今天无所作为以及今天又不会使明天无所作为”,“历史在照亮昔日的同时,也照亮了今天,而在照亮今天之际又照亮了未来”.
  
  然而,这一切,必须来源于那段可能并不是干净但却必须保有纯度历史的认知,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值得日本政府认真反思并对待的重大议题。
  
  (三)建立固定的交流机制,务实灵活处理两国争端问题
  
  双方的领土争端以务实灵活的态度进行产权的相对明晰界定就是一种可行性的选择,当然,界定可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于是,退而次之,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就会是一个不错的前期制度性安排。固定的交流机制还有助于减少中日关系的交易费用,当然,科斯定律产权相对明晰界定的知识性启发能否最终落实还需要中日两国彼此给力,特别是日本政府要对此拿出更多的诚意和行动。
  
  用真诚和实意浇筑起来的固定的交流机制才是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的基本保障,并且这一机制也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四、结语
  
  中日安全困境的阻却固然有他路可寻,每一种方案的推行都伴随着实施它的负功能。没有惟一的、终善的路径选择,基于结构现实主义重述下的中日安全困境阻却的路径只是在众多方案中寻找最适合时域下解决问题的一种模式的努力。或许,正如林肯所言:“在决定拥护还是放弃某件事情时,真正的准则不是这件事有没有坏处,而是坏处是否多于好处”.
  
  如此着手,则中日困境困也不“困”,前行抑或沉吟,天涯还是咫尺,选择更多的时候优于蛮行,而这个权利从来就扎根于中日两国人民基于自由判断的内心确信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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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美】肯尼思·沃尔兹(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74.